改革開放 40 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綜合國力和民眾生活水平，但同時也付出了高昂的生態環境代價，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給我國居民健康和福祉帶來了嚴重威脅。

盡快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已經成為人民群眾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必然要求。

隨著生態環境保護力度的加大，我國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并引發了決策部門對我國何時達到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疑問。

對“何時達到拐點”的判斷，直接關系到十九大和面向“百年強國”的生態環境保護戰略部署，以及未來我國保護生態環境付出的社會經濟成本。

盡管已有研究對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拐點進行了研判，但沒有明確界定“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內涵，往往以某一域幾個常規指標作為衡量“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依據，忽略了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綜合性、復雜性和嚴峻性，得出的結論往往偏于樂觀，不利于我國制定切合實際的生態環境保護戰略和目標。

針對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一項研究，在重新界定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內涵的基礎上，建立了生態環境質量拐點衡量指標體系和預測分析框架，結合情景模擬、趨勢外推、對照國際經驗、專家咨詢相結合的方法，預測了我國不同域跨越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時間節點。

生態環境質量演變影響因素分析框架

P=Population（人口），A=Affluence（富裕度），T=Technology（技術）

 

哪些因素對未來我國生態環境產生影響？

人口因素  
人口規模的影響

考慮二孩政策的影響，到 2030 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 14.5 億左右。隨著人口增加，我國能源、水、土地資源的需求以及城鎮生活污染物的排放量將顯著增加，生活污染物治理壓力將加大。

人口城鎮化影響

到 2030 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由 2017 年的 58.5% 增至 70.0% 左右，新增城鎮人口 2.0 億以上，這將進一步加大水土資源以及沙石、水泥、鋼材建筑材料的消費和需求，帶來持續的生態環境壓力。

人口遷移的影響

2000—2010 年，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總規模約 1.05 億人。此外，我國有著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2017 年為 2.44 億人，這些流動人口何去何從直接影響未來我國生態環境壓力的空間格局。總體趨勢是，人口將進一步向重點經濟區和城市群地區聚集，將給這些地區帶來較大的生態環境壓力。

 

經濟因素  

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到 2030 年我國將成為世界一大經濟體，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這一過程中，經濟能否順利實現轉型升級，決定著未來我國所承受的生態環境壓力。

所幸的是，促進轉型升級已經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這些理念的付諸實施將有助于減緩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

我國經濟正逐步從以投資、工業為主，較多依靠外需的結構，轉向以消費、服務業為主，更多地依靠內需的結構。

三產業占GDP比重將繼續提升，逐步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工業化已經進入后期，重化工業高速發展的階段已接近尾聲，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產出接近峰值。

同時，以綠色、智能、共享為特征的新一輪產業革命蓄勢待發，我國是實現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理想場所。總體而言，經濟結構將朝著有利于減緩生態環境壓力的方向轉變。

 

消費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將日漸增大。據全球生態足跡網絡（GFN）核算，我國人均生態足跡由 2000 年的 1.95 全球公頃上升到 2014 年的 3.71 全球公頃。

盡管仍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但卻是 2014 年我國人均生態承載力的 1.87 倍。而且，GFN 核算顯示，大多數發達國家人均生態足跡在至少超過 5.0 全球公頃以后，才進入相對緩慢的增長或穩定階段。

如果未來我國生態足跡的演變符合這一規律，那么隨著收入的提高，將面臨更加嚴峻的生態赤字問題。

國際貿易帶來的生態環境影響不容忽視。2013 年以來，我國成為全球一大貿易國。巨額貿易順差的背后，隱藏著大量環境污染物、生態產品和服務的凈輸出。到 2030 年我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可能增加一倍，隱藏的生態產品和服務的進出口也將持續增長。

一方面，隨著出口結構向價值鏈上游轉移，預計我國出口產品中高生態影響產品的比例將減小。另一方面，隨著國內生態保護政策從緊和居民消費的增長，我國對進口國外生態產品和服務的依賴性將有所增加，也將面臨愈發嚴重的綠色貿易壁壘。

 

科技因素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有望加快我國產業綠色轉型。新科技革命在促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的同時，將形成若干新興產業，實現對傳統產業的替代，使未來產業發展呈現去物質化的特征，單位價值創造的生態環境影響將大幅下降。

 

歷史遺留問題  
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的演變還受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的影響，如大量的礦產尾礦、累積的重金屬和化學品污染、一些難以逆轉的生態退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

這些歷史遺留問題通過長時間累積，帶來的生態環境風險可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陸續爆發，推遲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到來。

 

氣候變化  

我國生態環境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響應極為敏感。未來我國氣候變暖趨勢將進一步加劇，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頻率可能增加，降水分布不均現象更加明顯，干旱區范圍可能擴大。

如此強烈的氣候變化將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較大影響，使生態系統的格局、質量和服務功能發生變化，并加大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風險。

 

公眾意識  

一項調查顯示，我國青年群體的環境意識水平明顯高于其他群體。但青年群體對于自身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的認識相對欠缺，為環保付費的意識還較為淡薄。

因此，未來我國公眾生態環境意識的提升，更多體現在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訴求上，但離真正環境意識的覺醒，全民參與生態環境保護還有較大差距。

 

制度和政治因素  

制度和政策因素對生態環境變化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決定著我國以多快的速度跨越生態環境質量拐點。

隨著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生態文明四梁八柱制度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將倒逼生產方式轉型和生產技術進步，而新能源技術、綠色化生產方式將有望加快扭轉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促進我國提前跨越生態環境質量拐點。

 

工程技術因素  

自2000年以來相繼實施的“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退耕還林還草”等重大生態工程在改善我國生態系統質量、提升服務功能中發揮重要作用。

“十三五”期間，我國將擴大退耕還林還草，加強草原保護；完善天然林保護制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業性采伐；實施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筑牢生態安全屏障。這些重大生態工程的實施，將有助于我國生態質量的進一步改善。

 

不同域生態環境質量將如何變化？

拐點何時到來？

 

大氣環境質量  
我國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細顆粒物（PM2.5）等常規大氣環境質量監測指標正在逐步改善。但由于長期以來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揮發性有機污染物（VOCs）污染未見明顯改善，臭氧污染仍在加劇。

 

揮發性有機污染物包含 100 多種常見化合物，涉及上百個行業，排放點源多而分散，無組織排放嚴重，難以集中有效收集處理，減排面臨巨大的挑戰。

臭氧已成為繼 PM2.5后困擾城市空氣質量的另一種二次污染物。2013—2017 年，全國實施新標準一階段監測的 74 個城市 臭氧污染明顯加劇。臭氧的生成與 NOx 和揮發性有機污染物 等其他大氣污染物相關性較大，原因復雜，防治難度大，未來一段時間有進一步惡化的風險。

預測結果顯示：我國基于常規監測指標的大氣環境質量拐點將出現在 2020—2025 年；但要想實現從污染峰值到治理實現較好的、能夠讓公眾滿意的大氣環境質量要到 2030—2035 年；而考慮到 VOCs、臭氧污染和氣候變化等新因素的質量拐點則要延遲到 2040 年前后。

 

水環境質量  
我國化學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等常規環境污染物排放量已進入持續下降的通道，伴隨的是全國河流斷面水質優于 Ⅲ 類的斷面百分比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

但湖泊與濕地水環境質量受換水周期長以及底泥、湖泊沿岸歷史累積的污染物影響，尚未出現持續、明顯的改善趨勢。如果將一些當前未監測、未管理的新型污染物，如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抗生素、微塑料、內分泌干擾物等考慮在內，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水環境質量將進一步惡化。

做出這一判斷主要基于 4 個原因：

1.目前我國一些流域已經受到這些新型污染物的嚴重污染；

2.針對這些污染物的研究不足，缺乏必要的基礎數據和成本可控的減排和治理技術；

3.這些污染物尚未受到政府的重視，缺乏有效的管控措施；

4.這些污染物在環境中難以降解、具有累積性。

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預計我國基于常規監測指標、公眾感知和考慮新因素的水環境質量拐點將分別出現在 2025—2030 年、2035—2040 年和 2050 年前后。要想在 2035 年實現水環境質量的根本性轉變、2050 年達到建成“美麗中國”的目標，還需付諸較大努力。

 

土壤環境質量  
據 2014 年全國土壤污染調查資料，我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重金屬、酞酸酯、抗生素、放射性核素、病原菌等各類污染物仍以多形態、多方式、多途徑進入土壤環境，使我國土壤污染面積在擴大、程度在提高、危害在加劇，土壤環境問題呈現多樣性和復合性的特點，風險管控難度進一步加大。

同時，氣候變暖可能使一些被土壤吸附的污染物由固定態轉變為游離態被釋放出來，加劇土壤環境風險。因此，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土壤環境質量存在進一步惡化風險。

相對于大氣和水環境，實現土壤環境質量拐點的難度更大。預計基于常規監測指標、公眾感知和考慮新因素的土壤環境質量拐點將分別出現在 2040 年左右、2050 年左右和 2050 年以后。土壤污染將成為未來我國建設百年強國、建成“美麗中國”的重大瓶頸問題，需要做好中長期污染防控部署。

 

農村環境質量  
當前，我國農村地區面臨十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均垃圾產生量及垃圾成分日趨接近城市水平。與此同時，隨著農村種養業的快速發展，人畜禽糞便和農作物秸稈產生量劇增。

 

農村環境面臨點源與面源、生活和生產、外源性和內生性污染共存的局面。由于農村的生產生活分散，各類污染物集中處理難度大、成本高。

盡管近年來我國加強了農村環境整治力度，但治理能力趕不上破壞速度，環境仍在惡化。但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及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農村環境惡化的趨勢將有望在未來一段時間得到緩解。

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預計基于常規監測指標、公眾感知和考慮新因素的農村環境質量拐點將分別出現在2025—2030 年、2030—2035 年和 2050 年前后。

 

近海環境質量  
歷年中國海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近年來，我國以常規環境監測指標衡量的近海水環境質量基本保持穩定，總體良好。

但陸源排污引起的近岸局部海域特別是河口、海灣區域水環境污染問題依然嚴重。隨著陸源排污量的減少，這些常規污染將減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一些新型污染物污染將加劇。

研究顯示，我國近海有機氯農藥和多氯聯苯、抗生素濃度顯著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內分泌干擾物濃度、微塑料含量持平或低于其他地區，但入海河流中的濃度較高，未來污染將進一步加劇。

預計隨著陸源排放量的減少，近海水環境質量預計在 2020—2025 年能夠實現以常規監測指標衡量的質量拐點；而實現公眾感知的質量拐點要到 2035—2040 年；受眾多新型污染物的影響，預計 2050 年左右才實現考慮到新因素的質量拐點。

 

陸域陸地生態質量  
全國生態環境十年變化遙感調查評估顯示，2000—2010 年全國陸域生態質量總體好轉，服務功能明顯提升。隨著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和產業結構的優化，以及生態保護與生態恢復工程的實施，我國陸地生態質量將進一步提高。

 

但考慮到當前我國生態質量本底差、生態問題依然突出，生態質量改善需遵循自然規律，難以在短期內取得到質的飛躍，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將面臨生態質量差、生態問題突出和優質生態產品供應不足的問題。同時，受人口聚集和開發活動的驅動，中西部新興城市群地區和“一帶一路”節點城市，生態質量存在進一步惡化的風險。

預計陸域陸地生態質量能在 2020—2025 年能夠實現由總體改善、局部惡化向全面改善轉變的拐點，但想要到達公眾感知的、滿足公眾對優質生態產品需求的生態質量拐點，預計要到 2050 年前后。

 

陸域濕地生態質量  
長期以來，大規模農業開墾、周邊開渠排水、過度圍墾養殖、捕撈與放牧，特別是近 20—30 年，各地大規模的沿江、沿湖、沿岸開發，給濕地生態系統帶來了巨大壓力，使我國自然濕地持續減少，人工濕地持續增加；使其作為珍稀物種避難所和環境與水文調節器的功能衰退，導致濕地生物多樣性持續下降，環境污染嚴重，河流斷流、濕地干枯、周邊地區洪澇災害頻發。

 

盡管近年來，我國已加強了濕地的保護和恢復，但社會經濟發展對濕地的脅迫在短期內難以緩解，氣候變化也通過影響濕地的水溫、土溫和水文節律，給濕地生態系統帶來潛在負面影響，而且濕地的自我修復也需要經歷較長的周期。因此，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陸地濕地生態質量仍存在進一步惡化的風險。

相對于陸地生態系統，退化濕地生態系統的恢復難度更大，生態質量拐點到來的時間也將更晚。預計 2025—2030 年能夠實現濕地生態質量由持續惡化向逐步改善的轉變，2050 年能夠實現公眾感知的、滿足公眾對優質生態產品需求的質量拐點。

 

近海生態質量  
長期以來，受圍填海、陸源污染物排放、過度捕撈、外來物種入侵和氣候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我國近海生態質量持續惡化，人工岸線無序增長，自然岸線不斷減少，濱海濕地大幅萎縮，珊瑚礁、紅樹林及河口區等重要資源生物的生存生境大面積喪失，生態系統健康受損。

 

歷年中國海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我國近海的河口、海灣、灘涂濕地、珊瑚礁、紅樹林和海草床等典型生態系統多處于亞健康或不健康狀況。我國有記錄的赤潮次數雖有下降的趨勢，但有毒有害藻赤潮比例在上升，規模也在不斷增加。

未來一段時間，我國近海生態質量仍將受高強度的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長期影響，短期內難以扭轉持續惡化的趨勢。

相對于陸域濕地生態系統，近海生態系統受到更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實現生態質量由持續惡化向逐步改善轉變的拐點時間更晚，預計要到 2030—2035 年，而實現公眾感知的生態質量拐點則至少要到 2050 年前后。

 

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總體判斷

 

未來 5—10 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資源環境和生態約束加劇的矛盾凸顯期。

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大規模城鎮化、對傳統工業化的路徑依賴和居民消費增長，將給我國生態環境帶來持續增加的壓力，使我國生態環境面臨持續惡化的風險。同時，一些歷史遺留的累積性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問題可能集中爆發，一些新型污染物污染有可能加劇。

如果不采取積極的保護措施，我國一些重點經濟區、城市群地區及生態脆弱區將面臨極為嚴峻的資源約束加劇、生態環境惡化、生態問題加劇等問題，嚴重危及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未來 5—10 年也是生態文明建設全面融入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生態環境體制改革深入推進、社會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要時期。

科技水平的提高、經濟發展理念和方式的轉變、生態保護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生態保護投入的增加，以及公眾生態意識的覺醒等，則有利于增強全社會生態環境保護的響應力度、優化響應模式，減緩我國面臨的生態環境壓力和風險。

不同環境介質、不同生態系統，承受的生態環境壓力不一，面臨的問題和治理難度差異大，使其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到來的時間存在較大差異。

大氣污染控制相對較易，只要控制了污染物排放量，便能較快實現環境質量的改善，因此其將率先跨越各類質量拐點。相較而言，受湖泊、濕地、近海水環境恢復周期長和眾多新型污染物的影響，各類陸域和近海水環境質量拐點將比對應的各類大氣環境質量拐點滯后 5—10 年左右。

土壤污染治理面臨更大的挑戰，各類拐點出現的時間將比陸域大氣和水環境質量拐點大為延后，將成為 2035 年我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根本性轉變、基本建成“美麗中國”的關鍵瓶頸因素。

生態方面，陸域陸地生態系統將率先跨越各類質量拐點；濕地生態系統受破壞后需要經歷更長的恢復周期，實現拐點的時間將晚 5—10 年；近海生態質量還將受漁業水產養殖、過度捕撈和氣候變化等長期影響，實現各類拐點的時間將更晚。

總體而言，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將處于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和惡化相持階段，呈現總體趨于改善、局部趨于惡化，某些域趨于改善、某些域趨于惡化，常規生態環境質量監測指標逐步改善、新型非常規生態環境質量監測指標仍趨于惡化的特征。

2025 年前后，基本能夠實現基于常規監測指標的生態環境質量由逐步惡化向逐步改善的轉變，但離公眾感知的生態環境質量由不滿意向滿意轉變，以及考慮新因素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還有較大差距。要實現黨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在 2035 年基本建成“美麗中國”，2050 年全面建成“美麗中國”的目標，仍需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

生態環境內涵

學界、政府和公眾對“生態環境”概念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本文結合科學內涵、政策價值和公眾感知 3 個方面，把“生態環境”定義為：直接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主要由于人為作用而變化著的自然要素與自然過程。

既包括普遍共識的“大氣、水、土壤”等狹義環境，也包括越來越引起重視但仍存在一定爭議的“城市熱島現象加劇、郊野生態景觀退化、海洋和湖泊富營養化”等生態問題，還包括具有很大社會反響但不符合狹義的生態與環境定義的“地下水位下降、洪澇災害頻發”等具有生態環境屬性的資源、災害等內容。

 

 

什么是生態環境質量拐點？

 

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研判與對其內涵的理解直接相關。面向生態環境管理決策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可以從3個方面來理解。

 

基于常規監測指標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圖1，A點）

指以常規生態環境監測指標衡量的生態環境質量由持續惡化轉向逐步改善的閾值點。

我國歷年環境狀況公報、近岸海域環境質量公報便是基于常規環境監測指標，評估我國環境質量狀況和演變趨勢。

針對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已有研究，通常以常規監測指標作為衡量標準。

 

公眾感知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圖1，B點）

指被社會公眾普遍接受、能滿足民眾對良好生態環境需求的生態環境質量閾值點。

在我國，受生態環境評價體系建設滯后的影響，政府公布的生態環境信息往往未包含一些重要指標，使其難以全面反映生態環境的實際情況，評估結果也與公眾感知不符。在沒有建立系統、完整的監測評價體系之前，應該把公眾感知作為生態環境質量評價的重要標準。

考慮到從生態環境惡化峰值到治理實現讓公眾滿意的生態環境質量往往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因此，相對于當前常規監測指標衡量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公眾感知的質量拐點要求更高、來得更遲。

 

考慮新因素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圖1，C點）

指在考慮部分未觀測指標、區域差異和恢復周期等因素影響后，生態環境質量達到能夠滿足人類健康和生存發展需求的閾值點。

未觀測指標方面，一些新型污染物已經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沒有納入到當前的環境監測與管理體系中，在發現其潛在危害時，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大量進入環境，并帶來巨大的環境健康風險；如果將這些新型污染物納入監測評價體系，將延遲真正意義上的生態環境質量拐點的到來。

區域差異方面，我國高生態環境影響產業正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使東部地區生態環境好轉的同時，中西部地區存在惡化的風險；同時，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更加脆弱敏感，生態環境破壞的恢復周期更長，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容易延后。

恢復周期方面，介質不同，受污染的恢復速度也不一樣；有些污染只要排放減少了，大自然可以很快自我修復；但有些污染，如河流的淤泥污染、土壤的重金屬污染等，則需要較長的恢復周期，使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延后。

 

生態環境質量拐點出現的時機受到各種因素的廣泛影響，具有較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社會經濟發展轉型程度與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在其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加快健全完善科學合理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大環保投入力度，加快形成全社會和各類市場主體積極參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局面，我國將有望提前實現各類生態環境質量拐點。

但是，促進社會經濟的綠色轉型和生態環境的改善需要遵循社會經濟和自然演變規律，要避免過于冒進的轉型和保護戰略造成過高的社會經濟成本。

因此，面向百年強國的轉型和保護戰略，既要下打攻堅戰的決心，解決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也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提前布局，解決當前難以解決，但未來可能危及我國生態環境安全的潛在風險問題。